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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最深刻变化是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财富分配的新一轮洗牌。这也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喊出“我们是99%”这一口号的原因。此外，按揭贷款门槛提高对刚从学校毕业的美国年轻人冲击最大。最新统计显示，美国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2016年达到33%，是1970年的3倍，创下75年的新高。最近几年，尽管美国股市的增幅超过经济增速，但是和危机前比较，美国家庭的投资却变得更为保守和审慎，相对于积极主动管理资产组合的传统基金而言，更多的美国家庭正在把更多的财富转向保守和被动追踪大盘的指数基金。
艾尔曼认为，有别于个体的心理或身体创伤，文化创伤意味着“身份认同与意义的剧烈冲击，（就好像）社会结构上的一滴眼泪，对已经形成凝聚力的群体产生影响”。尼尔·斯梅尔塞对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加以区分，他将文化创伤界定为“侵入式的、压倒性的事件，该事件被认为危害或击垮了特定文化或整体性的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这里的“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限定词，因为特定事件或处境并不会自动或必然转变为文化创伤。它必须被记住，其记忆必须被呈现为对群体文化或身份认同的威胁，此外，事件记忆必须带有强烈的负面情感，例如憎恶、羞耻或愧疚。
二十世纪深重的灾难，让“记忆”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在2017年12月出版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中，传播学学者李红涛与黄顺铭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集体记忆。社会共同体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种隐喻，而这种隐喻拥有相当沉重的分量。
如果美国经济超预期强劲同时中美摩擦进一步加剧，那么市场将进一步面临调整压力，反之如果美国经济下行同时中美摩擦显著和解，市场可能走出小牛市行情。我们预计A股市场2019年整体波动区间在-10%到+10%之间，那么对应的上证综指运行区间大致在2300点至3000点之间。
路透社的报道称，工党党魁科尔宾表示，特雷莎·梅的政府迄今尚未就英国“脱欧”问题向工党提出任何重大提议。“到目前为止，谈判还没有提出任何重大提议，红线仍然存在。”科尔宾表示，“实际上，与一个分崩离析的政府进行谈判相当困难，因为内阁部长们都在争夺继承权，而不是为达成协议而努力。”科尔宾还说，如果想要英国“脱欧”问题有任何突破的可能，特雷莎·梅必须改变她的红线。“如果我们不能就我们的替代计划或大选达成一项明智的协议，工党支持就此进行公众投票。”他说。
金融危机蔓延，对希腊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一方面是希腊对外贸易长期存在逆差，资金外流，只能靠举债度日；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外国游客减少，给希腊的旅游业带来打击。向来对经济不敏感的瓦西里后来才知道，当年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远高于欧盟上限后，很快就导致多家国际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主权评级，随后希腊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公司的生意因此会一落千丈，难以为继。瓦西里先是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危机前的好日子：“希腊船东习惯在冬天维修和保养游艇，这样夏天就能驾船出海。在经济危机之前，公司每年都能在冬季接到至少5张大单，加上夏天有不少紧急抢修项目，收入相当丰厚。”但谈起危机升级，他眉头紧锁地说：“到2013年，一切都停顿了，从那时开始就再也没有接到保养游艇的大单，公司业务只剩下零星的紧急维修工程。”2015年瓦西里的公司倒闭。他告诉记者：“那时我没有固定收入，太太是家庭主妇，除日常生活支出外，两个孩子的校外补习班费、健康保险、房产税等都需要钱，我们的银行积蓄很快就所剩无几。”与大多数希腊人一样，瓦西里对无端失去安稳生活感到既愤怒又彷徨，他说：“希腊人民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却成了被紧缩政策捆绑的替罪羊。但政府援助计划的施救对象是银行巨头，老百姓只能自救。”
